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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百年巨狮临危 |《财经》封面
高层震荡、股价连跌、裁员数千……汇丰危情并非单纯肇始于某一特殊事件，而是在当下复杂局势中，其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基于自身战略定位和风控管理所作出的判断，与市场和民意错位所致
《财经》记者 俞燕 韩笑 | 文 袁满 | 编辑
7月的最后一天，中国香港挂出了今年台风季的第一个八号风球。
五天后，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汇丰”，0005.HK）在香港也挂出了自己的“八号风球”，迎来了或许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最动荡和艰难的一周。
8月9日晚间，汇丰向其员工发出内部通告，汇丰集团总经理及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Helen Wong）于当日离职。该消息迅速发酵，打破了周末本该有的轻松和平静。
就在当周周一（8月5日），汇丰在发布2019年中报的同时，发布了一则重磅人事变动：现任行政总裁范宁（John Flint）即日起辞职并卸任董事，由环球工商金融行政总裁祈耀年（Noel Quinn）任临时行政总裁。
此时距离现年51岁的范宁上任仅有18个月，这则公告“创造”了汇丰154年历史上的两项纪录：这位史上最年轻的行政总裁，成了上任时间最短的一位。
在范宁宣布辞职的当日，汇丰还宣布将回购最多10亿美元股票的计划。此外，全球裁员2%约4700人，其中包括管理人员。结果，范宁先于其下属挂冠而去。
诸市场人士认为，这是自2010年汇丰董事会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突然离职之后，在近十年的岁月里最激突的一次高层地震。
资本市场迅速做出反应，有港股“定海神针”之称的汇丰股价8月12日跌破60港元大关，在一周里仍未重返这一关口。
香港人喜欢把汇丰的股票亲切地称为“五号仔”（即指其股票代码），把它归作“孤儿寡母股”，意思是独自拉扯孩子的寡母，只要手握汇丰股票，就足以育儿养老。以前，香港投资界有“圣诞钟，买汇丰”的传统，认为圣诞前夕买入汇丰，必赚无疑。
然而，今年以来汇丰的股价已缩水了十余港元，当前的高层人士震荡将其打至2018年以来的新低。
一周内两名任职约30年的高管火速辞别，在汇丰的历史上罕见，亦在上市公司中少有。在中美摩擦不断升级的微妙局势下，汇丰突换高层，足令市场产生诸多联想。
在各种版本中，坊间将这两则看似突发的高层变动，与去年底汇丰“配合”美国司法部调查华为事件联系在一起。
更为吊诡的是，一则类似于香港TVB商战剧情节的所谓汇丰人事内幕的帖子，被到处转发。目前作为汇丰第一大股东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平安”，601318.SH，2318.HK）被演绎为扳倒汇丰两大高管的“义士”。
不过，汇丰相关发言人向《财经》记者表示，两位高管的离职与华为事件无关，黄碧娟早在7月便已在内部请辞，已有新的发展计划，其离职与范宁的离职亦无相关性。
中国平安则表示，其对汇丰的投资属于财务投资，并未向汇丰派驻董事亦不参与其经营管理，与汇丰高管变动无关。华为方面亦表示对汇丰高管的变动“不予置评”。
8月12日，汇丰、平安同时发布公告，否认了汇丰高管辞职来自中国平安“施压”的传言。
尽管如此，作为在恒生指数中占比达10%的最大成分股之一，高管震荡依然让汇丰股价受到重创。一周以来，尽管汇丰已在分步回购股票，股价仍未能重新站回60港元关口，且屡创新低，一周内几乎每天排在沽空榜单前列。
股价连跌、高管震荡、裁员数千……已经154岁的“大笨象”汇丰，仿佛进入了“水逆”期。
在汇丰百年历史中，历经战火和金融危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次困局的洗礼，其业务收放、战略取向或股价起伏，亦因之而变。然而，与此前不同，本次汇丰身陷危情，既非金融危机时期亦非战时。
有金融业界人士指出，汇丰此次成为舆论的漩涡，并非单纯始于某一特殊事件，而是在当下复杂局势中，其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基于其自身的战略定位和风控管理所作出的判断，与市场和民意错位所致。
一向以“根植中国的领先国际性银行”自诩的汇丰，在百年历史中曾支持了包玉刚、李嘉诚和郑裕彤等一批知名华商的崛起，在香港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香江过去甚至有一种说法，回归前香港的权力掌握在香港总督、香港赛马会主席和汇丰银行大班（即总裁）手里（后两者往往由同一人担任）。
2011年汇丰提出“东进”战略，行政总裁办公室亦由伦敦迁回香港，加大了对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投入。刚披露的2019年中报显示，其来自亚洲市场的税前利润已占了近八成，其中香港占到五成。
因此，当包括汇丰总部所在地英国在内的多家国际知名媒体爆出，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却“配合”美国调查华为致其高管羁留时，其一直精心维护的“值得信任”的公众形象坍塌，当下的处境颇为微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黄碧娟请辞后，汇丰大中华区行政总裁一职将不再补缺。市场亦在关注，这是否意味着汇丰对中国市场的策略和布局将随之生变。对此，汇丰相关发言人表示，集团对内地的发展很有信心，在中国内地的业务策略保持不变，未来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只会不断增加，不会减少。
作为一家由苏格兰人创办、且多位掌门出自苏格兰的老牌金融机构，汇丰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稳健而保守。近年来，汇丰亦在尝试突破，比如，2017年杜嘉祺上任汇丰董事会主席，打破了该职位以往皆由内部选出且由银行人士担纲的传统。范宁作为最年轻的行政总裁上任，亦是创下纪录。
此次让范宁火速“下课”，汇丰在公告中称“鉴于本行营运所在的环球市场环境愈见复杂并日趋严峻，董事会相信本行需要作出改变”。
8月14日，黄碧娟的顶头上司、汇丰亚太区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冬胜接受《星岛日报》采访时进一步表示，此次高层变动是为了汇丰将来要走的路，以推行能体现 “Pace（速度）、Determination（决心）、Ambition（野心）及Simplicity（简化）”四大特点的策略。
在金融监管和金融业竞争的变局时代，诸金融机构都在谋变革新。日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那句“一个鸡蛋，从外部打破是灭亡，从内部打破就是新生”，颇令业界“心有戚戚焉”。
在汇丰大楼门前，有两座狮子像史提芬（Stephen)和施迪（Stitt），分别代表了勇气和繁荣。经历了高管动荡、管理架构调整和声誉重创，汇丰重新自我检视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能重拾勇气和繁荣吗？
高管闪辞：三十年和一个瞬间
8月9日是黄碧娟在汇丰的last day，次日就要进入休假模式，然后在另一家金融机构开启新的历程。
当范宁与黄碧娟——被外界视为汇丰前任行政总裁欧智华（Stuart Gulliver）的爱将，在同一周相继辞职时，公众很难不把两桩人事变动联系起来。
不过，汇丰相关发言人对《财经》记者证实，黄碧娟在7月时便已决定离任，向外寻求其他发展机会，与范宁的辞职无关。
27年前（1992年），在香港辗转待过几家银行的黄碧娟，从两座狮子铜像之间走进汇丰的大门。后来黄碧娟对媒体谈及，在这里很快感受到不同的体验，因为汇丰“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不断挑战与创新的动力”。
黄碧娟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与后来牵头谈判汇丰入股中国平安案的中国平安原首席财务官汤美娟是校友。
黄碧娟加盟那年的6月，汇丰银行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银行收购案，汇丰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之一，从一家亚洲银行跃升为国际银行。
2009年9月，汇丰首位华人“大班”郑海泉宣布卸任汇丰亚太区主席，同月黄碧娟升为汇丰中国副行政总裁，牵头筹备汇丰国际板上市。
2010年2月1日，汇丰时任行政总裁纪勤（Michael Geoghegan）宣布把办公室迁回香港，亲自坐镇开拓中国市场，并对媒体幽默地表示，每天到办公室之后改喝中国茶，“喝英国茶已是过去的事了”。
随着纪勤常驻香港，原本只负责执行层面的行政总裁一职，在战略规划上的话语权大大增强。
纪勤搬到香港四个月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汇丰中国”）的新总部大楼在上海陆家嘴揭幕，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黄碧娟接替翁富泽（Richard Yorke），出任汇丰中国首任行长兼行政总裁，执掌中国内地业务。
这一年也是范宁迅速升迁之路的开端，从当年升为汇丰环球资产管理行政总裁，到成为汇丰最年轻的“大班”，仅用时八年。
也正是在这一年，汇丰发生了一场始料不及的高层地震。时任汇丰董事会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突然转任英国内阁贸易及投资大臣，打乱了汇丰一向讲究平稳过渡的接班人节奏。在一连串权力竞夺之后，时任首席财务官范智廉（Douglas Flint）接任董事会主席，时任投资银行业务主管欧智华接替退休的纪勤出任行政总裁。
不知是否因为在欧智华任上提拔，范宁和黄碧娟日后被外界视作他的两员爱将。
和喜与媒体打交道推广汇丰的黄碧娟不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总是沉默寡言的范宁，鲜少接受媒体采访，亦不用社交媒体。
范宁来自英国“纺织之乡”约克郡，毕业于英国朴茨茅夫理工学院（现为朴茨茅夫大学，Portsmouth University）经济学专业。1989年以国际见习管理培训生（MT）的身份加入汇丰，之后驻守亚洲长达14年，2004年调回伦敦总部。
范宁职业生涯跃升的一个重要机遇，或许萌发于2007年次贷危机期间。
英国著名金融历史学家戴维·凯纳斯顿（David、Kynaston）和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Roberts）合著的受到汇丰官方唯一认可的传记《狮子银行：百年汇丰传记》（The Lion Wakes：A Modern History of HSBC）一书，记载了范宁在危机中的表现。
2007年7月，时任汇丰集团司库的范宁对当时的市场倍感困惑，于是向他的上司范智廉和欧智华汇报：“我感到有点不大对劲，我想再增加一些资金。”
两位高管回复得很简短：“如果这是你的直觉的话，你就去做吧！”
于是，范宁从银行间货币市场拆借了资金，为汇丰增加了350亿美元的额外流动资产，同时要求各地的高级经理们在8月要保持高度的流动性。
数日后，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了国际货币市场。由于范宁对市场的敏锐直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次贷发行机构之一的汇丰，提前备足“弹药”，还主动降低了美国投行的风险敞口，并清除了雷曼兄弟公司出借资金的风险。
危机来袭后，北岩银行、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公司纷纷倒下。尽管汇丰的美国业务亦受重创，但仍岿然不动。
不知是否因为范宁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获得欧智华的赏识，开启了其升迁之路。危机后，范宁升迁迅速。
欧智华上任首年（2010年），首次全面披露了汇丰金融危机之后的改革转型战略，提出加大对增长较快市场的投资，并提出筛选地区的六大标准：未来的经济潜力、与全球关联程度、利润、效益、流动资金状况、金融犯罪风险。
其中第六条“金融犯罪风险”，在多年后产生了一场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有金融业人士指出，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条评估标准，其后汇丰对其区域和业务进行的筛查和根据发展战略和风控所做的取舍，在多年后却在某些事件中引发外界对其的错位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将汇丰推入当下的漩涡。
基于欧智华提出的转型战略，汇丰开始清理非核心资产，其中包括2012年以727.36亿港元售出中国平安的股权。
2013年5月，欧智华进一步制定了更详细的转型策略，拓展国际网络、投资本土财富管理和零售银行业务成为重点。
在汇丰决定“东进”之后，2015年欧智华进一步提出“重回亚洲”（Pivot to Asia），彼时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的作者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指出：“市场足够大，中国扔出来的一点碎屑就可以吸引国际银行的兴趣。
同年，汇丰新设大中华区总裁一职，负责管理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业务。已在内地深耕多年的黄碧娟就任该职，向王冬胜汇报。
2017年，汇丰再次发生新一轮高层更迭，带领友邦保险控股有限公司(AIA，1299.HK)完成上市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的杜嘉祺（Mark Tucker），接替范智廉出任汇丰董事会主席，成为汇丰首个“空降”且是首个来自非银行业的董事会主席。
在执掌友邦之前，杜嘉祺任职英国保诚人寿，还曾任高盛集团非执行董事。而汇丰在2009年曾协助保诚集团收购了美国国际集团（AIG）在亚洲的业务。
据了解，选择一位非银行人士担纲董事会主席，是此前汇丰董事会的承诺。意味着在管理层梯队上，汇丰亦在谋求新的变化。另一个新变化是范宁被选为行政总裁的新接班人，打破了年资的纪录。
这位最年轻的行政总裁上任时，杜嘉祺表示，“这是改变的最佳时机，清晰而果断地进行改变非常重要。”
这一年，中国平安通过二级市场默默吃进汇丰5.01%股份，“举牌”了这家曾当了自己十年大股东的昔日伙伴。
每一任新掌门人上任后，提出自己的战略，几乎是行业惯例，汇丰也不例外。正式上任四个月后，范宁在2018年6月对外宣布了主题为“重拾增长、创造价值”的战略，押注金融科技和发展财富管理业务等成为重点，而这正是当下银行业所致力的发展引擎。
此外，范宁还打算在今年启动一项旨在将资源转移至最赚钱业务的“橡树计划（Project Oak）”，宣布对资本市场部和环球银行部裁员，并实施一项“健康人力资源制度”。
有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从范宁的战略来看，主要是延续了此前欧智华提出的聚焦亚洲和压缩非核心业务的主题，而这亦是纪勤“东进”战略的延续。
然而，战略未及落地，范宁在汇丰的30年职业生涯便戛然而止。“在与汇丰共处了近30年后，我对离开感到不舍，但我也期待迎接个人的新挑战。”在公告中，范宁如是表态。
这一次，范宁似乎并没有像在次贷危机中的直觉那样，敏锐地预警到其自身的职业危机。或许，在当下的局势中，即使心有预兆而其本人却无力改变什么。对于这场突变，除了公告上的那句话，范宁再无任何公开的表态。
一位外资投行分析师对《财经》记者表示，市场对于范宁的突然离任感觉“比较意外”，认为这可能会拖累汇丰短期的股价表现。事实上，范宁消息传出后，汇丰股价已跌至2018年以来的新低，截至发稿时，历时两周仍未重回60港元关口。
市场对其离职有多个猜测。一种观点认为，汇丰今年上半年经调整收支增长差（JAWS）录得-1.2%，打破了汇丰必须保持该指标为正的“铁律”因而被问责。此外，汇丰中报称，全球不确定性诸因素的影响下，将无法完成2020年实现美国业务有形股本回报率6%的目标。
不过，范宁在公告中称，汇丰的中报业绩“表现理想”。汇丰中报亦显示，截至上半年，汇丰净利润为85.07亿美元，同比增长18.60%。普通股本一级资本充足率在上半年末达到14.3%，比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
更为广泛的市场观点则认为，范宁“下课”是因为去年汇丰在配合美国政府调查华为时的不当态度的“代价”。
近日有消息称，范宁和汇丰其他高管表示，美国政府向汇丰派出的一个200至400人的调查团队，随时可以获得该行的一切信息，该行只能配合其调查。
对于坊间所传范、黄去职与华为事件有关，汇丰有关发言人对《财经》记者予以否认。
对于范宁与杜嘉祺不和而去职的说法，王冬胜对《星岛日报》表示，未听说当事人双方讲过与对方不和，汇丰的人事变动只是为了决定汇丰将来所走之路。
据市场消息，汇丰首席财务官邵伟信（Ewen Stevenson），有望成为范宁的接任者。不过，汇丰相关发言人对《财经》记者表示，对市场揣测“不予置评”。
值得注意的是，黄碧娟离开后，汇丰大中华区行政总裁将不再补缺。汇丰相关发言人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后大中华区内四个市场的行政总裁将直接向王冬胜汇报，继续执行大中华区的增长战略。
亚洲地区是汇丰的最大盈利来源，今年上半年贡献了约78.8%的列账基准税前利润，尤其是香港贡献了51%的税前利润。“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少有像汇丰这样在单一市场占据如此明显的主导地位，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位香港银行业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那么，黄碧娟原有职位的取消，对于汇丰意味着什么？在当下香港的微妙局势下，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大市场将如何协同，尤其是在汇丰目前所着力开拓的珠三角区域。对此，汇丰相关发言人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整合三地资源，在客户拓展上、在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上更紧密地合作。
一位资深银行业人士表示，如果由四大板块同级总裁共管，在战略执行层面上，可能不及此前由一名总指挥进行统领和协调的运作效率高，尤其是在有交叉的领域比如珠三角，可能会产生一些内部竞争。
无论如何，对于范、黄而言，汇丰岁月已翻篇。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此去一别，汇丰狮门音尘绝。
旧疤新痛：肇始扩张之祸
尽管各方相继否认汇丰高管“下课”与去年12月的华为事件有关，但市场与公众依然普遍将其联系起来。
如果从事件缘起的节点来看，这桩发端于2012年的反洗钱旧案，原本在范宁的前任欧智华任内便已了结。只是，在云谲波诡的中美摩擦局势下，余波在范宁任内荡漾开来。如同亚马逊雨林的那只轻振了翅膀的蝴蝶。
在百年历史中，汇丰既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也卷入诸多诉讼和调查。在其2019年中报中，对目前尚未了结的诉讼或调查事项有详细的披露。
汇丰中报显示，在这些尚未了结的诉讼或调查中，既有延宕了11年的庞氏骗局惊天大案“马多夫证券案”，亦有今年新增者。涉讼或被调查的项目，则涵盖反洗钱、制裁、税务、外汇、同业拆息、贵金属定价乃至电影融资等诸方面，且涉及欧美亚非诸国，体现出汇丰作为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特点。
在反洗钱和制裁的涉及事项中，汇丰列举了配合调查的相关细节，比如，2012年12月，汇丰与英国金融业操守监管局协定承诺书，接纳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停止及终止令，同意委任一名独立合规监察员或独立顾问，以定期评估其反洗钱及制裁合规计划。该名独立合规监察员或独立顾问将继续开展审查并提交定期报告，对汇丰内部进行审查，识别潜在的反洗钱和制裁合规问题。
中报同时显示，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和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民事司，正就汇丰自有支付系统发出指示的若干付款中，收集和传输第三方办理机构资料进行调查。此外，英国亦对其展开调查。
汇丰在中报称，其正配合上述各项调查。
华为案之所以燃起公众对汇丰的怒火，便在于被媒体曝出其为了“配合”美国调查而“出卖”了华为。
据几家国际知名媒体报道，汇丰在2017年自行切断了与华为的业务往来，理由是“对（其）商业行为的风险存在担忧”。2017年12月，汇丰宣布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五年延期起诉协议已过期，司法部将放弃对其指控。
时隔一年之后，华为高管被加拿大羁留。曾与之有过业务往来又表示对其情况不知情的汇丰，由此在国内当下的舆论中被推上风口浪尖，被指“出卖”华为。
“玉丰财经”近日发文指出，汇丰和美国之间的漫长诉讼结束于2017年，从时间点来说，汇丰为了诉讼和解而出卖华为的逻辑较难成立。就汇丰的立场而言，其仅是基于美国的法律适用和监管适用所尽的法律义务。被美国司法部借调查之名取走的客户信息和交易资料，一年后被用作起诉华为的资料，亦属始料不及，有“躺枪”之嫌。说到底，美国霸权主义乃本次风波的根源。
亦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无论是华为还是汇丰，从根本上皆因受到美国“长臂管辖”所致。近两年来，美国不断借“长臂管辖”之名在全球行霸权之实。今年六月有消息称，中国有三家银行亦因拒绝执行美国法院关于朝鲜制裁调查而收到传票，亦属被美国“长臂管辖”加身。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言，如何应对国别风险以及各地不同的金融监管政策，需要重视起来。
不过，对于汇丰而言，如果检视自身，可能会发现，“祸自微而成”，早年忙于扩张时期在风控方面的疏漏和对境外机构管控不力的问题，亦为其日后身陷漩涡埋下伏笔。
据了解，从管理架构上，汇丰长期实行区域经理制，各地的区域行政总裁负责各地的运营，拥有当地的业务经营权，可以自由确定在当地推出的产品和服务，除了企业银行、投行和资本市场之外，对于其他业务板块拥有最终决定权。这种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被汇丰高层视为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各地的人员优势。彼时其“环球金融 地方智慧”的宣传语，便是这一策略的一种体现。
即使一位刚从花旗银行退休的高层，对彼时执掌汇丰的董事会主席庞约翰提及，花旗在各国的分支机构负责人因为失去管理控制权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依然没有让汇丰对这种模式的风险和恶果有足够的警醒。
根据《狮子银行》记述，欧智华曾在2007年5月写信给当时的行政总裁纪勤指出，职能管理将会帮助汇丰做大蛋糕，但如果职能管理缺失的话，必将出现自说自话的分裂局面。在其看来，职能管理应被视作集团流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各地行政总裁在对保持本地账户的完整性和符合本土监管规定方面，“应负有完全的职责”。
很快，一场从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令金融家们颤栗的金融监管风暴，盘旋而至。
2012年，全球各大媒体接连曝光，多个国际金融巨头身陷反洗钱、操作LIBOR利率等诸多丑闻，巨额罚单接到手软。在两年前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出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重拳”打击之下，金融巨头们纷纷“上榜”监管黑名单。
东方之狮汇丰亦未能幸免。2012年，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摧毁”了汇丰一直以来在世人眼里遵纪守法、“只做对的事情”的“良民”形象。该报告显示，2006-2010年汇丰在美国和墨西哥的分支机构，对贩毒团伙通过该行账户洗钱的行为“知情和故意”。而汇丰为此付出了高达19亿美元的罚款，是其前一年在美国的2.44亿美元反洗钱风控成本支出的9倍。
对于精于成本控制的汇丰而言，为错误买单的代价巨大。
更大的代价则是对其声誉的重创，乃至五年之后因为本次高层地震，又被人们翻出“重温”。
古人云：“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
汇丰首席合规官当时在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反思，汇丰在不断加快收购各地银行的过程中，其组织架构演变成一个很小的全球经营中心，各地分支机构拥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双方的直接互动出现不同的层次，合规部门沦为咨询部门，仅制定基本标准、提供咨询、建议和制作报告。
随着汇丰不断扩张，其合规管理愈难跟上。尤为令人担忧的是，某些新的收购对象尤其是来自监管宽松、司法管辖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完全符合汇丰自己的合规标准和要求，亦被纳入其版图。
尽管风控警铃已大作，汇丰仍埋头致力于以各种措施降低成本，以利润为先，“有时导致财务主张和商誉准则之间出现相互对立的局面”。
如果观察百年金融巨头们的发展脉络，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具有很强的自我调适、自我纠偏、自我修复能力和自我提升的能力。汇丰也不例外。
亡羊补牢，犹未迟也。
欧智华上任后，加大了反洗钱的力度，并在全球机构推行统一的风险偏好和简化控制架构。根据其提出的国际联系度、经济发展水平、盈利能力、成本效率、流动性和金融犯罪风险等六个评估维度，汇丰对全球各个市场的各项业务进行逐一评估，以决定取舍。自2011年以来，汇丰全面退出了15个国家和地区，在10个国家和地区收缩了部分业务线。
此外，欧智华对汇丰的组织架构进行改革，由全球业务负责人掌控所有的业务经营活动，并与财务、法务、风控以及合规部门通力合作，将所有信息汇集于中心。汇丰实行多年的区域经理分治的模式开始向集中管理的架构转变。
当欧智华把汇丰的担子交到范宁手上的时候，汇丰的风险加权资产缩减了20%，股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则达14.5%。此外，零售银行、财富管理部门和对公银行业务的利润则超过投行业务。
不过，海通证券银行业分析师林加力的报告指出，尽管汇丰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内部管理，但未来仍有可能面临新的合规监管调查，并接受相应处罚。为了满足新的合规监管要求，汇丰需要持续增加在内控合规经营方面的人、财、物力投入，并在业务流程设计等方面面临更为严格的限制。
而这些无疑给汇丰带来更高的成本。对于精简成本已成为企业DNA的汇丰来说，如何平衡成本收益比，对于范宁及其续任者来说，都会是不小的考验。
“当你清理了一团乱麻的烂摊子，解决了前任留下的无脑收购和胡乱管理后果，还要付出数十亿的罚款和司法费用；要裁员四分之一；打下了扎实的资本基础；维持给股东分红。在你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宣布各项结果良好，在经历五年的收缩和利润增长后，收入增长势头良好。结果市场给你的离别礼物是什么呢？股价下跌了3%。”
欧智华2017年发布其任内最后一份年报时，《经济学人》如是总结他在汇丰的last day的情形。
欧智华为他的后任打下的江山，范宁却只把持了一年半。而市场给他的离别礼物与他的伯乐一样：股价下跌。
东进策略：东方智慧和苏格兰原则
IBM有句名言：“变革当趁好时光”。
一年前范宁上任，被杜嘉祺称为“这是改变的最佳时机，清晰而果断地进行改变非常重要。”而对于其去职，杜嘉祺则表示这是鉴于目前复杂而严峻的环球市场环境，“汇丰需要作出改变”。
杜嘉祺刚刚被选为候任董事会主席时，摩根大通曾预期，其上任有助于汇丰加强亚洲地区市场的发展策略。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曲向军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成功的银行转型案例有五个成功因素，首要的便是高管变革的决心要很坚定，能够自上而下地贯彻改革愿景。
对于已经150多岁的汇丰来说，无论是杜嘉祺还是范宁，都面临汇丰顺势而变的重任。
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已成为汇丰几届掌门人的共识，只是各自对于“东进”的具体部署和基于时局对机会的把握，各有其不同的做法和风格。
曾有人评价，汇丰有一种浓厚的苏格兰式的唯物主义特点，知道如何借力向外扩张，有高超的高层营销技巧，但又与之保持若即若离。既有冒险进取的一面，又有保守稳健的一面。
汇丰的中高层们，都有一个精心选取的颇有意境的中文名字，也都会在一些公开场合，说上几句中文，拉近与中国公众和政府的关系。汇丰一直不愿被看作是一家外国银行，喜欢强调自己诞生并根植于中国。
2007年4月2日，汇丰中国对外营业，重返中国内地市场，用一句“从来不曾远离，从此离你更近”，巧妙地一笔抹去那些“出走”的岁月。
在重新打开中国市场的漫长岁月里，尽管各代掌门人有自己的管理风格和战略取向，对于中国市场皆体现了一种被外界评为苏格兰式的谨慎而务实之风，而这种务实和谨慎，亦让其从未坐失每一次进入中国新的金融领域的良机。
2008年，皇家苏格兰银行、瑞银和美国银行等纷纷出售当初好不容易到手的中国的银行股份，彼时汇丰已投资了交通银行但还无法证实该战略是否成功，但是汇丰依然没有像它的国际同行们那样选择放弃，且向监管部门不断强调自己对中国的信心。
2010年3月，德国一篇名为《新的中心》的文章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地区，正在成为新兴经济体，世界经济已处于“亚洲世纪”的开端。
香港作为内地的桥头堡，被外资机构视作进入内地的跳板。汇丰重返其“出生地”，把行政总裁办公室迁来，但将董事会和董事会主席留在伦敦，被媒体戏称为把“大脑”移回香港，“身体”却留在9000公里之外的英国。
对于欧智华来说，对中国市场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对非核心资产的盘点中，显示出其对内地市场的侧重喜好，汇丰握了十年的中国平安的股权被毫不犹豫地沽清，其前任曾希望增持交通银行的愿望，亦得以实现。
欧智华或许想不到，从他手里放弃的中国平安，五年后却登堂入室，成为汇丰的最大东家。
欧智华任内，三年间汇丰出售了多达78笔资产，并购则仅有6笔。有关数据显示， 2010年亚洲市场的营业收入占比仅为29%，到2014年已升至36%。
2015年，欧智华进而提出“重回亚洲”战略。2017年汇丰成立一家券商公司的夙愿得以实现——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内地已基本完成主要金融领域的拓域铺路。
不过，一位与汇丰有过深入接触的金融业人士指出，据其对汇丰的观察和了解，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汇丰的中国发展策略不太明确，“什么都有，什么都做，大中小客户通吃，似乎没有明确的定位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长，各业务板块之间缺乏明显的联动。”
在上述金融业人士看来，目前内地有一些外资银行，把重心放在打造国内外平台的联动，主要服务于“走出去”的客户，定位明确。而汇丰给人的印象是大而全。对于外资银行来说，大而全几乎是一项很大的缺陷。“比如和国企的关系肯定比不上国有银行，资金成本又没有中资银行这么便宜，尤其是在零售银行业务领域，根本无法和中资银行竞争。如果大中小客户通吃，比较难把控成本与效益，客户也看不到它的特色，战略不清晰。”
该人士建议，汇丰应该抓住一两个主要发展方向，比如帮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提供融资服务等，以发挥自己的海外的平台优势和创新产品设计的丰富经验。“一带一路、大湾区对于汇丰这类外资银行，就是很好的机会”。
曾与五位行政总裁共事过的汇丰前亚太区企业传讯部主管贺迪文（David Hall），2016年曾在其社交平台上撰文指出，汇丰虽然声称重返亚洲，但是亚太区高管在董事会里却没有一个执行董事席位，“谁来代表亚洲（在董事会内）说话？”
至今情况依然如此。甚而，黄碧娟去职后，大中华区行政总裁亦将随之而撤。
后范宁、黄碧娟时代，汇丰的中国战略将何去何从？
王冬胜8月14日接受《星岛日报》采访时表示，汇丰将来要着眼于回报率，推行策略时能体现四大特点，即：Pace（速度）、Determination（决心）、Ambition（野心）及Simplicity（简化）。
一位金融业资深人士指出，当下香港的经济形势，使其会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内地的发展，以香港为大本营的汇丰也不例外，“依靠中国的发展，对于汇丰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且必须的战略。”
二度联手平安：珠三角的新竞合
汇丰发生高层地震，与之一江之隔的汇丰第一大股东中国平安却意外地成为事件的“主角”。
黄碧娟辞职的消息传出后，一则关于所谓汇丰高层地震内幕的帖子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被广泛转发。在该帖中，平安被描述成携资突然入市，横扫汇丰股票，迅速成为汇丰的最大股东。然后召开临时董事会，清洗汇丰，罢免高层。颇似TVB商战剧的经典情节。
且不论以上情节不符合港交所的信披规则和资本市场最基本的操作流程，事实上，平安早在2018年11月便已成为汇丰的第一大股东。
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明面上，汇丰现有的董事会里，并没有来自中国平安的席位。《财经》记者从中国平安方面了解，中国平安虽然身为汇丰第一大股东，但却是以财务投资者身份入驻，并未向汇丰派驻董事，亦不参与其日常经营管理，因此，汇丰的高层变动，与中国平安并无关系。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这句诗，恰如汇丰与平安的写照。
中国平安与汇丰再续前缘，始于两年前。2017年12月5日，中国平安旗下的平安人寿，委托平安资产管理公司（下称“平安资管”）通过港股通渠道，以每股77.7089港元均价，涉资约7.8亿港元，增持汇丰1000万股，使其在汇丰的累计股数达到10.18亿股，持股比例则由4.96%增至5.01%，首次触及5%的“举牌线”。
次日，已成为汇丰第二大股东的中国平安，向港交所申报了举牌情况。这一天，正值深港通开通一周年。
对于举牌汇丰，中国平安表示这是一项财务性投资，看中其优秀的经营业绩和丰厚的分红。
有关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汇丰累计现金分红7071.79亿港元，现金派息率高达75.84%。如加之汇丰在2011年至2018年6月底回购了65亿美元股票（折合约510亿港元），累计给股东的回报高达7500亿港元，不愧是港人眼里的“孤儿寡母股”。
对于昔日自己曾入主的“小老弟”，汇丰则表示，双方有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欢迎平安成为其长期投资者。
这是继汇丰退出平安五年之后，双方再一次走到一起，只是，角色已互换，恰如契诃夫的小说《樱桃园》里的情节。
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章。
2018年2月9日，中国平安以30亿港元增持汇丰股份，持股比例增至6.17%，与汇丰的第一大股东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的持股比例仅有一步之遥。
在中国平安二度“吃进”汇丰的当月，正值范宁正式接掌行政总裁。
九个月后（2018年11月1日），中国平安再次发起增持行动，以每股65.1153港元买入汇丰537.56万股，使其持股比例达7.01%（累计约14.19亿股），从而以0.42%的微妙优势，取代贝莱德集团成为汇丰的第一大股东。
自从政策导向变化，险资举牌潮受到遏制且鼓励财务投资以来，近年来中小公司鲜少再有举牌动作，举牌主力由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担纲，其中，中国平安在2016年以来平均每年举牌四次，成为汇丰、工商银行H股和日本株式会社津村的第一大股东。
对于举牌揽得的几只股票，中国平安皆对外称乃财务投资。中国平安首席投资官陈德贤在中国平安中报或年报发布时亦表示，当下中国平安的投资重点是分红比较高、估值相对便宜的股票标的。从这些投资角度来说，汇丰无疑是平安的最佳标的之一。
一位保险投资人士指出，中国平安已实施了新会计准则，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规定，高股息股票的分红收益将被确认进入当期损益表，有助于改善当期利润。或许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平安近两年来的投资策略，偏向于投资高股息高分红的蓝筹股。而且从监管政策导向来看，鼓励以财务投资为主，以战略投资为辅。因此，险企举牌皆称之为财务投资。
香港证监会持牌人士、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王雅媛撰文指出，买入汇丰等于买入一半香港银行业，银行是香港的命脉之一，要争取这命脉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控制汇丰和恒生银行。在其看来，虽然汇丰的大股东不能直接成为可以控制公司的管理者，但在股权加业务的双重影响力下，中资对于汇丰的话事权将越来越强。
王雅媛在中国平安首次举牌汇丰后曾撰文分析，汇丰交易量出现异动发生于2015年12月，然后经过增持、减持、再增持后，历时近两年，平安才达到举牌线。其预测中国平安应该还会继续增持，如果汇丰的第二大股东贝莱德集团不出来“搅局”，半年内中国平安应该能坐上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约一年后，这个预言得以应验。
另一个预言家则是前亚太区企业传讯部主管贺迪文，其在2016年发文称，对于汇丰这种出身于旧殖民地的银行，出售给中资机构可能是“带点悲伤的做法，但却是一个最具逻辑性的演变”。
不过，有保险业和投资界人士对于平安作为第一大股东，却未向汇丰派驻董事表示不解。因为根据中国平安以往的作派，其一向重视自己的股东权利，对于取得控股权的公司，力主使用符合自身战略意图的人。无论是之前入主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还是汽车之家，为达成战略转型目标，都曾因更换原有管理层，引起波澜。
对于一些未达到控股地位，但居为第一或第二大股东的上市公司，中国平安则偏重于与其开展主业或金融科技战略相关的合作，比如其同样在2017年举牌且亦为第一大股东的外资股日本株式会社津村（持股10%），双方便宣布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进行合作。
即使是财务投资，达到举牌线后，中国平安亦多向其派驻董事，行使其股东权利，比如2017年举牌的旭辉集团（0884.HK）、今年举牌的中国金茂等。
一位投资界人士认为，很多欧美大银行股权高度分散，即使一些机构投资者的股份比例较高，也往往是财务投资者，并不主动参与银行的管理。从汇丰的公司治理上，其亦是属于管理层控制的模式。至少从目前来看，暂时看不出平安以往的“股东积极主义”的风格，以及对现有管理层的影响。
一位对公司治理颇有研究的金融业人士则表示，中国平安不向汇丰派驻董事，则不需要将其列报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投资项目，在目前的监管环境下，“很多事更好办一些”。
对于为何没有向汇丰派驻董事和管理层，8月16日，中国平安联席首席执行官李源祥在中报发布会上解释，是基于双方已有多年的合作基础，平安对汇丰的管理层很熟悉且充分信任。
本次汇丰高层地震，亦令市场重新关注中国平安和汇丰的今昔之变。
17年前的春天，在当时的监管政策下，中国平安实施财、寿分家，变成“一拖二”的架构。正是在这一年，汇丰与平安走到一起。
2002年10月8日，中国平安与汇丰签署了《认购协议》，汇丰以6亿美元揽得平安10%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彼时，据中国平安高管对外透露，汇丰意欲拿到更多，但10%已是当时外资参股政策的铁顶。
双方首次“牵手”，被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描绘为这是137岁的汇丰与14岁的平安“睿智与力量的拥抱、西方科学精神与东方人文精神的结合”，表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美好的未来”。
两年后，在中国平安登陆香港前夕，汇丰以12.97亿港元认购中国平安1.256亿股，次年2月，从高盛与摩根士丹利手中接盘中国平安的6.14亿，一举增持至19.9%的外资持股上限。三年间，汇丰已坐上中国平安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一如中国平安目前在汇丰的角色。
不过，虽然双方皆对外声称关系融洽，但硬币有另一面。《狮子银行》写道，汇丰高管们认为，在处理与平安之间的关系“十分艰难”，即使后来汇丰增持至第一大股东，“双方之间的关系依旧不冷不热”。汇丰认为平安无意于让其介入自家的经营管理，只限于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和业务指导。
2006年平安收购银行时，时任汇丰行政总裁的纪勤告诉董事会，其未被告知A股配售计划，让他感到“十分失望”，并对平安“正在进入它所不熟悉的银行业务领域感到担忧”。
2012年，汇丰开始出售其非核心资产和业务 ，平安便位列出卖清单，汇丰持股十年获得的股权收益是其投资成本的四倍。不过，这笔转让却引出背后的诸多故事，其影响乃至影响至今。
五年后，人间换乾坤。
如今，中国平安入主汇丰，双方在珠三角重逢，形成一种新的竞合局面。
早在2015年6月，汇丰宣布计划在珠三角地区和东盟地区发展业务，以拓展亚洲的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务。2019年3月王冬胜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重申，表示，珠三角是汇丰中国的业务策略重点之一，是加快亚洲业务发展的重点投入地区。2018年在该地区的营收同比增长了三成，将力争在2020年实现该地区营业收入倍增。
珠三角是中国平安的大本营所在地，已率旗下各子公司早早布局，并拿下深圳和珠海智慧城市的项目。
在中国平安成为汇丰第一大股东的当月，时任中国平安副首席执行官的陈心颖曾在受访时表示，未来会与汇丰有更多紧密合作。
不过，从目前可知的公开信息，似乎尚未见双方进一步的合作。
此前黄碧娟曾对媒体谈道，在珠三角，会与平安银行等同行产生竞争关系。
一位资深金融业人士表示，汇丰如果要发展，需要在当地政府，以及如今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股东平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如今复杂而多变的国际金融环境和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交汇下，尤其是在本次高层震荡引起的波澜之下，像汇丰这样的跨国银行在中国市场该如何“正确地”发展？
“尽量低调，就像它们一贯这样做的那样。”上述人士建议。
(本刊记者周源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刊于2019年8月1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责编 | 黄端 duanhuang@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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